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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縣不同意。”10月27日，四川省敘永縣“敘永發布”微信公眾號發布了一則情況說明，對一起橫跨兩千多公里的固廢跨省轉移處理明確表態。
事情起因于幾天前，浙江省嘉興市綠色能源有限公司申請跨省轉移1萬噸垃圾焚燒飛灰固化物，意向目的地即為四川省敘永縣。
根據《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的有關規定，跨省轉移固體廢物，需要經過固廢接受地省級環保行政主管部門的同意后方可核準轉移。敘永縣政府辦公室發布說明時，此事尚處于企業單方申請階段。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這份情況說明中注意到，敘永縣政府拒絕的理由是當地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公司并不具有處置垃圾焚燒飛灰固化物的能力。而此前，嘉興市環保局在解釋這次不惜“千里跨省”處置固廢的行動原因時也表示，“因為省內和周邊找不到處理的地方，處理能力飽和了。”一邊是處理能力飽和，另一邊是無相關的處理能力，反映了環保趨嚴的情況下，固廢市場供需的不匹配。
記者采訪了解到，由于固廢處理價格上漲，固廢與危廢分類界限不明晰，導致一些制造企業生產成本逐漸攀升，此外，固廢在企業間的循環利用尚不順暢，也使一部分資源被浪費。
受訪專家建議，在環保技術達標的基礎上，可以通過政策與資金的引導，讓固廢處理市場有更多的參與主體進入。
固廢處理成本攀升
截至10月30日，嘉興市環保局官網的“審批公告”一欄中已撤下了嘉興市綠色能源有限公司申請跨省轉移的公示。
“實際上我們也不想跨省轉移，這樣成本會高得多，需要去和外省省級環保部門協調。我們也是提倡省內優先，但省內找不到了就只能去外省了。”嘉興市環保局相關負責人10月30日說。
事實上，此次跨省處理遇阻事件的背后，體現的正是當前在環保趨嚴的情況下，多地固體廢物市場處理能力不足的問題。
在距離浙江嘉興不遠的上海，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走訪了一家位于遠郊區的工業固廢處理企業。一位負責人10月30日告訴記者，目前上海地區有資質的固廢處理企業并不多，且每年的固廢處理量和增量指標都會有嚴格的規定。
據上海市環保局網站公布的數據，截至今年10月23日，上海共有25家具有資質的危廢集中處置企業，在2016年的基礎上增加了13家企業。
該負責人告訴記者，近年來有資質的處理企業雖有增多，仍然無法滿足當前的市場需求，“企業的業務合同早已在年初就已經全部簽完”。
一位業內人士10月30日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當前有資質固廢處理企業的數量和技術水平與實際市場需求量不匹配的情況，在全國范圍內并不鮮見，尤其常見于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在環保趨嚴的壓力下，固廢處理價格也因市場供需緊張不斷攀高，給一些生產制造類企業帶來了一定的生存壓力。
10月30日，路博潤管理有限公司亞太區運營副總裁劉愛民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其公司在廣東珠海主要生產添加劑，每年都會產生較多的固廢垃圾，但2017年在環保趨嚴的情況下，企業原來的固廢處理供應商的處理技術被淘汰，從而資質也被吊銷，不得不重新選擇有新資質的固廢處理供應商，同時也不得不面對固廢處理價格上漲的現實。
“近3年左右的時間里，每年的固廢處理成本增速達到了20%左右。”劉愛民告訴記者，當前同樣的固廢處理，美國的價格僅是中國的十分之一左右，固廢處理價格的上漲已經成為不少企業不得不面對的重要成本問題之一。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此前在珠海，類似路博潤公司的固廢處理供應商不少都是民營的、小規模的企業。環保趨嚴后，不少小企業因處理技術相對落后，被監管所淘汰，同時新增資質企業的數量有限，使得當地的固廢市場處理價格開始逐漸走高。
10月18日，瓦克化學（中國）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向記者坦言，通常情況下，在政府環保檢查期間或固廢公司換證期間，固廢處理公司可能會停止相應固廢的處理，企業因此不得不面對固廢處理漲價的情況，有些企業無奈之下會選擇先將固廢大量堆積。
據2017年11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實施情況的報告》顯示，我國每年產生一般工業固廢約33億噸，其中工業危險廢物約4000萬噸。同時，歷年堆存的工業固廢總量達到600億至700億噸。
前述業內人士分析指出，固廢處理行業雖屬于國家嚴格管控的行業，但同時在執行過程中又是一個市場行為，就容易出現政策在實際落地時不能充分滿足市場情況和企業的具體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監管部門對價格進行合理的引導。”該業內人士指出。
固廢分類與利用仍需完善
在采訪中，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當前除了固廢處理價格攀升的情況，還存在著固廢分類不夠明細、企業間固廢轉移缺乏制度支撐等問題。
其中，在固廢與危廢的界定中，當前不少企業表示，其產生的危廢在我國并沒有明確的界定，也被統一按照危廢進行處理。在此基礎上，由于固廢和危廢的處理價格相差較大，也使得不少企業與當地環保部門存在一定的分歧。
劉愛民就告訴記者，通常情況下，一些特殊生產線產生的固廢組合很難完全界定為屬于固廢還是危廢，很多就需要“單次單辦”，在工廠申請立項的時候就需要與當地的環保部門進行溝通處理。
“但往往各地界定標準并不相同。”劉愛民表示，面對復雜的固廢組合，有些地方會按照一般固廢處理，而有些地方則會統一按照危廢的標準處理，整體缺乏較為細致的分類管理細則。
實際上，2016年環保部曾新增了117種危險廢物至《國家危險廢物名錄》，對危險廢物的界定和排放進行更嚴厲的監管，也使得當年危廢排放量增加了34.79%。僅從當前企業反饋的現狀來看，近年來隨著產業的發展，其分類與界定仍然有進一步明細的空間。此外，無論是一般固廢還是危廢，目前在企業間的流轉循環利用缺乏相應的制度支撐，也是不少企業正面臨的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10月30日，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曾剛向記者表示，隨著固廢處理市場的規范化，類似市場矛盾的出現也是發展所必然要經歷的過程，關鍵是政府在推動環保政策升級的同時，也要對環保產業的效能予以重視并進行及時科學的規劃。
“首先在規劃上，需要加強對環保產業的重視，將其納入到環境治理的重點發展戰略中；其次，也可以通過政策與資金的支持，讓市場能夠有更多的參與主體進入。”曾剛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10月30日，國研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向記者建議，對于環保產業的發展，應根據市場的供需情況，一方面增加企業數量、擴大產能規模；另一方面可以允許更多的社會資本、中小企業進入，跟市場需求對接，來平衡固廢處理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矛盾。
李佐軍認為，允許更多社會資本進入，并非等同于降低環保產業準入的門檻，而是在處理技術達標的基礎上參與發展環保產業。
同時，還可以在環保產業方面嘗試開展國際合作，通過類似中國進博會這種平臺引入國外先進的管理與技術，開展合作，提高當前固廢處理效能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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